为探索项目资金效益审计的路子，审计署进行了认真规划，并组织实施。如在审计署制定的《1999至2003年审计工作发展纲要》中提出了“积极开展对农业专项资金使用效果的审计，逐步建立对资金使用效果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促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探索评审资源环保政策的执行效果”、“揭露和反映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等问题，促进提高固定资产的投资质量和效益”等效益审计的目标。其效益审计成果在历年的审计工作报告中也有反映。如1999年度查证的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引进设备长期闲置、利用率不高，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即报废，虚报国债项目套取国家资金；2000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的16个省（区、市）1999年102个国债项目不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项目法人制的问题，40个公路项目中的36个没有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问题；2001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的铁道部从国外购买的不合格钢轨问题，虚报退耕还林试点完成量骗取各项补助问题；2002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的污水处理项目未按照计划完工或开工、设备闲置的问题，机场建设布局不合理、建设标准和规模过度超前的问题等，实际上都是对效益的评价。 　　从1983年审计机关成立一直到2002年，由于被审计对象履行受托经营管理责任的有限性、经济社会违规违纪问题的严重性和审计机关开展效益审计专业能力的限制，审计机关开展的审计项目主要以评价合规性为主，效益评价只是在合规性审计中予以关注，仅在2002年深圳市审计局组织实施了第一个单独立项的国家效益审计项目———深圳市卫生医疗设备及大型医疗设备使用管理绩效审计。

　　 三是在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动效益审计的发展。2003年以来，各级国家审计机关根据自身的业务能力，适应审计环境的变化要求，不同程度地组织实施了单独立项的效益审计项目。推动效益审计开展的外部条件主要有四个：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贯彻落实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使审计工作评价被审计单位的经济责任成为必要和可能。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首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了“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立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使经济增长中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资源利用率转变，使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提高质量效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政府部门从粗放式管理向绩效管理转变，并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预算制度。国家审计作为国家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综合经济监督机关，应当适应审计环境的发展要求，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关注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性的同时，积极开展效益评价。第二，审计署审计工作报告披露问题的力度加大和审计公告制度的实施催生了审计机关的效益审计。2004年以来，审计署在审计工作报告中加大了披露问题的力度，这种做法被舆论界称为“审计风暴”，并获得了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人们在欢迎审计机关公开被审计单位问题的同时，也期望这些问题得到切实的纠正，实行问责制度，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与不到10%的违规资金相比，90%以上合规使用的资金效益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开展效益审计就成为审计机关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第三，法规制度的完善为效益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如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的自主权，对企业投资的核准制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备案制进一步完善。2004年《财政部关于开展中央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区分了项目前期、中期和项目竣工运营期的分阶段绩效评价，提出了从项目立项、可研、概算、建设过程、竣工决算、环境保护、后续运营等对项目进行全面评价，并提出了构建中央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评价体系思路。2005年财政部发布了《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试行）》，对绩效考评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

　　此外，审计机关还为开展效益审计创造了必要的内部条件。一是为效益审计的开展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准备。虽然效益审计对我国审计机关来说是新生事物，但国外开展效益审计最早可以追索到20世纪40年代，为了研究效益审计理论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审计署有关单位组织翻译了大量的效益审计著作、案例、准则及指南，组织科研人员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效益审计内容、方法。二是选拔和培养效益审计人才。为了开展效益审计，审计机关加大了录用环保、水利、工程、农业等非财务专业人员的比重，对现有审计人员采取送到国外审计机关参加效益审计项目实践或者聘请国外专家在我国办培训班的方式进行培训，同时鼓励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