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在稳定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越来越依赖于开放的市场、对个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以及法治体系和文化的发展过去25年，中国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打破了许多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国际经济圈中出现的关于中国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崩溃的预测。我们不知道未来，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可能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其因素之一就是中国的制度框架。 

　　要做到在稳定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越来越依赖于开放的市场、对个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以及法治体系和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对社会的控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平衡上，已逐渐向后者倾斜，没有理由相信这一过程将会停止。 

　　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有时被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中国改革从来没有一个蓝图、总体计划或者时间表。过去25年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不平衡。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曾经表示，中国希望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强调社会的公平和社会保护。 

　　中国的成就无疑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中国也面临着挑战。 

　　政府应确保机会平等 

　　第一，减少贫困和社会不公平。 

　　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是两个交替的发展目标吗?这个问题对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乡人均收入比从1990年的2.2∶1上升到2002年的3.1∶1。据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这意味着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中国从一个最平等的国家转变为相对不平等的社会。 

　　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消除所有的社会不平等，但是政府可以也应该确保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机会的平等，政府可以通过在法律下的平等保护、个人和社会安全、面向所有人的基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形式，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在中国的许多地方，20世纪80年代对这些公共物品的提供可能比现在还要好。政府过去可以把教师、医疗工作者分配到没人愿意去或者是边远的地区。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套诱导机制。 

　　另一个导致社会不平等问题加重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减少的重要因素是税收制度。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逐渐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很成功，但是这一制度无意中加剧了富裕省份和贫困省份的差距。此后，在新税收制度下，中央政府把60%的收入总额收归自己支配，但是这一目标却从来没有实现。结果，中央政府手中用来对穷困省份进行转移支付的资源，远比当时推出新税收制度时预料可以实现的资源要少。对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是必要的。 

　　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加重，还与耽搁引入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实际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中国被迫裁减掉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时，准备用来取代旧的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时，新的以政府为基础的制度才勉勉强强从研究室中拿出来。目前，除少部分地区，在新制度下建立与个人养老金账户责任相当的基金就不可能。在大多数地区，所有在职人员的工资扣除及企业的缴纳，对于新社会保障体系来说都是需要的，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 

　　对于那些无力完成其社会保障缴纳义务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给予专门的补充，但是这样的补充缴纳常常是迟到的或者是不足的——尽管并非全部如此。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转轨进行得更加顺利，在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建议中国多花些钱在社会保障基金补充上，少花些钱在一些并不很重要的投资项目上。 

　　进一步发展私营经济 

　　第二，实现高速、效率、劳动密集型的增长。 

　　中国国有企业继续不成比例地占有很大一部分国家资源用以维持运作的成本和进行新的投资，这是中国对投资资源的利用相对低效的重要原因。现在，对资本的浪费仍然在继续着，比如，制造能力和房地产建设能力的过度建设。对资本资源的无效配置，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以及许多制造企业利润率的下降，甚至出现负利润率。 

　　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尽量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和相对高的外汇储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有必要更多地强调有效率的增长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中国应该把目标放在有效率的企业制度上。此外，中国应该给私有企业为国家发展和增加就业做贡献的渠道。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包括对私有财产的充分保护、进一步使私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信贷或者通过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融资更为便捷。 

　　但是，这里要提醒一句，当贷给私有企业的贷款比例上升时，贷款的质量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私有企业也可能和国有企业一样成为不良贷款的来源。如果银行评估金融风险的能力没有显著的提高，相应的信贷文化没有进一步改进，却试图近期不良资产下降的趋势能持续下去，则会是没什么希望的。 

　　在有限时间解决不良贷款 

　　第三，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促进国内金融的中介作